分析师:董德志 S0980513100001
联系人:薛冰
核心观点
人口数量的下降将造成劳动人口的进一步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2010年以后,中国15-64岁劳动人口增速与GDP增长的同步性较高,劳动人口增速从2010年的2.5%波动下行至2020年的-2.7%,同期的GDP增速从10.6%下降至2.3%。人口老龄化从诸多方面影响经济发展,老龄化过程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进入老龄化阶段后,抚养比的上升将会增加劳动人口抚养非劳动人口的负担,从而对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降低了劳动参与率;人口的减少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近些年制造业增加值与制造业人口的关系在减弱。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和抚养比的提升,居民消费率将有所提升,储蓄率将有所下降。1982-2021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比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1982-2010年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总体上下降趋势,2010年以后由于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同时居民消费率也开始上升。老龄化进程将会对经济发展的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消费比例提升的同时,投资和出口比例有所下降。总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进居住类支出,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在人口老龄化提升消费率的同时,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总抚养比的上升,失业率有所下降,行业年龄结构有所变化。2010年随着15-64岁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和总抚养比的上升,失业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009年4.3%下降到2019年的3.62%。2010-2020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与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员的年龄结构的变化相关性较大,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增多。
人口结构的变化与长期利率的走势较为一致。从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发展经验来看,10年期国债利率与青年/中年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其原因包括:第一,青年人口的储蓄率低于中年人口,青年人口占比增加引发储蓄率的降低,从而减少了资金供给,进而抬升了利率;第二,青年人口的借贷高于中年人口,青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增加了全社会资金需求,从而提高了利率水平。
1.引言
人口作为中长期的重要经济变量,会对中国经济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既通过消费、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又影响利率、就业等重要宏观经济变量,还会影响产业的变迁。
人口数量的下降将造成劳动人口的进一步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15-64岁的劳动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7.63亿增长到2013年的10.1亿,此后开始下滑,到2021年劳动人口数量为9.65亿,比2013年减少了4515万人。15-64岁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6.7%波动上升,在2010年达到74.5%的高点,此后开始快速下降至2021年的68.3%。
根据我们对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劳动力人口将继续减少。在高生育率假设(总和生育率1.85)下,人口总数在2036年达到14.79亿的高峰后逐渐下降,在2066年降至13亿,劳动人口在2066年下降至7.2亿;在中生育率假设(总和生育率1.16)下,2066年人口总数降至10.28亿左右,劳动人口降至5.6亿;在低生育率假设(总和生育率1.05)下,2066年人口总数降至10亿左右,劳动人口降至5.3亿。
近些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人口抚养比是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表示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在绝对数值上如果小于50,则表明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还不重。中国人口抚养比从1982年62.6快速下降,到1990年降至50以下,此后快速下降。伴随着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人口抚养比从2010年的34.2%上升至2021年的46.3%。根据我们对中国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劳动力人口将继续减少。在高生育率假设(总和生育率1.85)下,人口总数在2036年达到14.79亿的高峰后逐渐下降,在2066年降至13亿,劳动人口在2066年下降至7.2亿;在中生育率假设(总和生育率1.16)下,2066年人口总数降至10.28亿左右,劳动人口降至5.6亿;在低生育率假设(总和生育率1.05)下,2066年人口总数降至10亿左右,劳动人口降至5.3亿。
根据本文预测,总抚养比将在2031年左右超过50,并在2056年前继续上升,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将给中国劳动人口带来更多的负担。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一般认为抚养比小于50%时存在着人口红利,2021年的抚养比约为47%,表明还存在着一定的人口红利。根据我们对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2031年左右人口抚养比接近50%,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根据本文预测,总抚养比将在2031年左右超过50,并在2056年前继续上升,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将给中国劳动人口带来更多的负担。
2.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下降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2010年以后,中国15-64岁劳动人口增速与GDP增长的同步性较高,劳动人口增速从2010年的2.5%波动下行至2020年的-2.7%,同期的GDP增速从10.6%下降至2.3%。
“三驾马车”与抚养比的关系中,消费和投资与抚养比的关系较弱,净出口与抚养比在趋势上存在一定关系。2010年以后,总抚养比开始出现大幅上升,同时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以及净出口的增速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人口老龄化对出口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老龄化的过程引致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例如蔡宏波和韩金镕(2022)认为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促进出口贸易转型,主要因为人口老龄化拉高了地区劳动力成本并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同时人口老龄化也提升了地方的科学技术投入,从而促进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
老龄化过程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进入老龄化阶段后,抚养比的上升将会增加劳动人口抚养非劳动人口的负担,从而对适龄的劳动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降低了劳动参与率。
2010年总抚养比开始大幅上升之后,总抚养比与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是2019年之后抚养比大幅提升,劳动参与率出现大幅下降。根据我们对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的预测,总抚养比将会在未来三十年逐步上升,从而导致劳动参与率会有进一步的下降,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人口的减少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近些年制造业增加值与制造业人口的关系在减弱。2013年之前制造业增加值与增加人数正相关关系较强,2013年之后,随着中国新增劳动人口的减少,制造业增加人口数也出现大幅下降,而制造业增加值没有继续上升,制造业增加值和增加人数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来看,人口数量的下降和老龄化的加速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需要更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来抵消,还需要产业的进一步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3.对消费的影响
3.1影响消费和储蓄
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和抚养比的提升,居民消费率将有所提升。1982-2021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比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1982-2010年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总体表现出下降趋势,2010年以后由于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同时居民消费率也开始上升。
通过统计中国1982-2021年抚养比和居民消费率,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率和总抚养比成正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成正比。所以,随着抚养比的上升,居民消费率也将表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中,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通过统计中国2000-2021年总抚养比和居民储蓄率的数据,可以得出总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老龄化过程在提高消费率的同时也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未来随着抚养比的上升,居民储蓄率将表现出下降的趋势。
15-64岁劳动人口的占比与中国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的相关性较大。从2000-2021年数据来看,劳动人口占比与居民消费率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未来随着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居民消费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储蓄率来看,劳动人口与居民储蓄率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未来随着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储蓄率存在下降的趋势。
居民消费率、储蓄率与人口的年龄结构存在一定关系,青年/中年人口比例与居民储蓄率较为同步,与居民消费率走势较为相反,其主要原因是中年人比青年人具有更高的消费能力,2010年以来随着青年/中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居民消费率出现提升,储蓄率有所下降。
3.2影响消费和投资的比例
老龄化进程将会对经济发展的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消费比例提升的同时,投资和出口比例有所下降。与消费和抚养比的关系相对,投资和出口与总抚养比的关系呈现负相关。
按照日本经验,在65岁以上人口在14%-20%的区间内(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占比与消费和投资比值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上升,消费与投资的比值逐渐提升。我国当前处于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的临界点,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消费与投资比值将逐渐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逐渐提高。
3.3影响消费结构
总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进居住类支出。2010年以后,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与人均居住类支出占比的相关性较高,抚养比的上升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间,使居民提高了居住类支出的比重。
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相关性较高,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对医疗和保健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扩大了该领域的消费支出。
4.对就业的影响
4.1影响总体就业水平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总抚养比的上升,失业率有所下降。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来看,在2010年前后,随着15-64岁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和总抚养比的上升,失业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009年4.3%下降到2019年的3.62%,此后又有所上涨。失业率的下降有助于挖掘人力资本潜力,更好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中的作用。
4.2影响就业结构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减少,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也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制造业从业人员中16-29岁占比大幅下降,45-54岁从业人员大幅上升,与2010年相比,制造业中45-59岁的从业人口比例出现大幅提高。
与制造业类似,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20-24岁的从业人员占比在下降,30-39岁的人员占比在上升。
金融从业人员的年龄分布向中年集中,25-39岁的从业人口占比在提升,20岁以下及3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在下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结构变动较小,30-34岁占比增加较多,45-49岁占比有所减少。
综合来看,2010-2020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与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员的年龄结构的变化相关性较大,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增多。同时,人口老龄化过程与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的年龄结构的变化相关性较小,金融行业中老龄人口占比的有所下降。
5.对利率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与长期利率的走势较为一致。从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发展经验来看,10年期国债利率与青年/中年人口比例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日本2008年至2016年国债收益率及青年/中年人口比例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美国1981年国债收益率达到高峰后波动下降,青年/中年人口比例在1987年后出现大幅下降;德国2001-2015年国债收益率和青年/中年人口比例都出现波动下行的趋势。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与青年/中年人口比例的相关性稍弱,总体上来看表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青年/中年人口比例与国债收益率趋势较为一致的原因包括:第一,青年人口的储蓄率低于中年人口,青年人口占比增加引发储蓄率的降低,从而减少了资金供给,进而抬升了利率;第二,青年人口的借贷高于中年人口,青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增加了全社会资金需求,从而提高了利率水平。
参考文献
[1]蔡宏波,韩金镕.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出口贸易转型[J].中国工业经济,2022(11):61-77.
[2]陈卫. 中国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预测[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5):12.
风险提示
人口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测算变量出现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