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马化腾、杨元庆等互联网、IT界的全国政协委员都把目光投向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关于在“后脱贫时期”加强乡村振兴的建议》中，马化腾建议借助发展“新基建”机遇，突破地理条件限制，帮助数字医疗等资源更深入地扩大到农村。杨元庆则建议，加快建设覆盖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家庭、社区、医院、科研端数据共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央多次提及“新基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迎战疫情的过程中，数字健康（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在快速恢复服务、远程调度资源、伸缩供给总量、强化容灾备灾能力等方面，体现出巨大优势。数字健康形成的技术、产品、业态将在“新基建”中作为重要的细分行业、应用场景、商业模式。上海、吉林等地在新基建方案中更是首次出现“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智能医疗设备产品”等表述。

然而，要想让数字健康尤其是互联网医疗与5G、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等万亿级产业一道，跻身“新基建”的行列，并非一路坦途。首先，我们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医疗卫生服务是否符合基础设施特征？

我们知道，无论是水、电、煤、道路、电信等工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还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都具有以下特性：一是通用性，即提供形态及其背后的技术标准都遵循“书同文、车同轨”的要求，实现了全园区统一、全市统一乃至全国统一，然而，医疗服务特别是医疗信息化、互联网为属地化管理，存在大量的“信息孤岛”“数据烟囱”；二是普惠性，即基础设施必须向所有使用者公平供应、非排他性供应，我国基本医疗服务虽然也要求实现公平性，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之间的公平性仍然欠佳。

数字健康尤其是互联网医疗的“基础设施化”起点比其他行业低得多。然而，互联网具有打破时间限制、空间限制、（近）零边际成本扩张的“天性”，即便在后疫情时期，仍然可以缩小医疗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差距，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如：医师、药师、心理咨询师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这都有助于增进民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感。

近期，国家发改委提出“探索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国家卫健委加强智慧医院建设并进一步完善预约诊疗制度，这都对互联网医疗（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领域带来发展契机。

然而，互联网医疗产业是否真的将迎来继移动互联网风口、互联网医院风口之后的“第三春”呢？笔者对此并不乐观。据了解，与公立医院自建、自营的互联网医院不同，大部分风投（VC）资本、产业资本涌入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民营医疗机构）兴办的互联网医院模式，近期在很多省、市无法成功获得备案，在市场准入、收费立项、医保支付等方面撞上了“玻璃门”。一些互联网巨头、“独角兽”公司为确保现金流，纷纷转向政务信息化、政务互联网，与传统IT公司开展竞争合作，在一个容量有限且估值不高的“红海市场”拼杀。

这也不单纯是监管方思想解放、政策落实的问题，互联网医疗的投资方、运营方也需要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是执业医师资质：即便是高度市场的美国，互联网医疗（远程医疗）监管也只允许视频问诊、音频问诊模式，不允许文字问诊模式，因为后者存在造假的巨大漏洞。过去，各地卫健主管部门也查处过利用无执业资质“假医生”甚至“客服机器人”违法开展在线问诊的案例。

二是诊疗方案审核：实体（线下）医疗机构需要接受医保总额管理、药品耗材占比等行政管理，而互联网医疗平台缺乏监管抓手，更容易出现“过度治疗”“过度用药”问题。过去，有的基于处方外流的网售处方药平台被查出利用不符合资质的村医进行“审方”的违规案例，对零售药店滥开处方几乎是“放水”状态。

三是医疗责任认定：尽管国家卫健委规定互联网医院“独立作为法律责任主体”，但丁香园CEO李天天近日撰文指出，实体（线下）医疗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不提供任何实质的服务，也不享受前者经营盈利分成或股权收益，却需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与风险，因此对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作缺乏动力。

根据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在后疫情时期，互联网医疗产业大致处在泡沫破裂后的低谷期向缓慢爬升期切换的关键节点上。当前，我们与其在“支持”和“反对”的口水仗中来回折腾，与其在公立医院还是社会办医的互联网医院之间左顾右盼，不如沉下心来，脚步踩得实一些，不断改善患者服务，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安全水平，以真正“懂技术”“懂政策”“懂行业”的新面貌，赢得患者和监管层的高度信任，推动互联网医疗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为中国价值医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