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寄望各国经济
内生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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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将委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新增长理论代表人物保罗·罗默为新一任首席经济学家。这被认为是近20年来世行在遴选研究主管方面最具轰动效应、也是最具建设性的举措之一，如果罗默能不辱使命的话。
作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大名鼎鼎的内生增长模型尽管不免受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影响，但其将知识完整纳入经济和技术体系之中，并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仅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些局限性，而且系统论述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概而言之，罗默的研究表明驱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和提升人力资本；而真实世界的经济实践已证明：罗默的新增长理论不仅能解释诸多经济增长现象，而且能促进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转型。
如果说2008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任命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为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是希望林的研究积累与中国的扶贫经验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脱困；那么，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现任世行行长金墉，在试图带领世行转型为“知识银行”的过程中，显然是想借用罗默的研究经验帮助落后经济体摆脱贫困，并刺激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
尽管今天已是全球化时代，但经济发展却严重失衡、经济与金融分工差距持续拉大。在笔者看来，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言，今日世界大致可分为六个层级：位于金字塔顶层的是握有最多经济与金融资源且掌握顶层分工主导权的美国；其次是欧洲经典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第三层是经合组织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国家；第四层是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第五层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最后一层是48个最不发达国家。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在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位于非洲一些国家的农村地区的最低收入低至每天0.10-0.20美元。如要根除上述国家的贫困，需要在未来15年使其收入提高到原来的6至14倍，并为约6亿人供水，为约9亿人提供电力和卫生设施，并大幅提高农村儿童的小学与中学入学率。而要实现上述目标，有赖于主要捐助国将其国民收入的0.35%用于对口的官方援助。预计到2030年，这一援助金额至少要达到2500亿美元。
但是，发达经济体在对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欠发达国家的援助，尽管在教育和卫生领域乃至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援助热情呈递减趋势；另一方面，由于西方主导的援助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和带有明显的政治因素，使全球在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2005年，西方国家在巴黎提出了援助有效性议程，但这些概念和相关措施并未深入反思援助失败的根源，而局限在改善援助管理上；不仅如此，相关改革措施反而强化了“制度变革”因素，使援助附加条件更苛刻，从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发展能力。尽管在2011年召开的韩国釜山援助有效性高级别会议上，提出要提高“发展有效性”，但相关建设性措施乏善可陈。
而今，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需求疲软、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债务水平上升及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日益苛刻，即便过去保持较快增速的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显著放缓了。而根据世行的报告，经济增长低迷使得上述国家要赶上美国的人均GDP至少需要30至70年。至于最不发达国家，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追赶，而是如何摆脱极端贫困。
世行拟任命保罗·罗默为首席经济学家，既反映出这个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全球最重要发展机构对南北差距继续扩大的担忧并试图采取新措施，更在相当程度上向发达经济体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出内生性增长的期待：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一定要依靠技术内生性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显著提升。而经济金融化从来都是双刃剑，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力。
笔者曾说过，全球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取得的所谓阶段性复苏，本质而言是内含巨大不确定性的假性复苏，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并未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放在检讨既有增长模式的缺点，并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与人力资本提升方面，而是不时启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在试图对外辐射本国经济发展成本的同时，以全球财富的重新配置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尤其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尽管负利率大行其道，债务市场跌入负收益的恶性循环之中，但各国央行若再依靠“直升机撒钱”，恐怕也不能对经济“热启动”，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真正复苏，又怎么能指望全球经济踏上有效增长轨道？
在此微妙时刻，世行起用向来主张“内生性增长”的罗默为首席经济学家，其战略考量之一便是，向包括美国、欧洲和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发出强烈信号：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里的增长探索与复苏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各国必须让经济增长回归其内生性轨道，才有可能形成合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